[顧彬:我一直不停地公開批評莫言。他簡直就是我批評得最多的中國作家。因此,首先我要說,我為他感到高興,為中國感到高興,為中國文學感到高興。但我的批評依然是有道理的。
  人們在莫言那兒讀到了什麼?必須說,莫言有本事寫出暢銷小說。在中國有許多更好的作家,他們不那麼著名,是因為他們沒有被翻譯成英文,也沒有葛浩文(Howard Goldblatt)這樣一位傑出的美國翻譯家。葛浩文采用一種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。他不是逐字、逐句、逐段翻譯,他翻的是一個整體。這是歐洲大約從18世紀以來流行的翻譯方法。也就是說,葛浩文對作者的弱點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他把一切都整理好,然後翻成英文,語言比原來的中文更好。他多年來一直這樣做,因而在翻譯市場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,也因為如此,這些中國作家的作品被從英文翻譯成德文,而不是從中文翻譯成德文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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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[顧彬:他講的是荒誕離奇的故事,用的是18世紀末的寫作風格。作為中共黨員,他只敢進行體制內的批評,而不是體制外的批評。他講的是整個故事,而自普魯斯特(Proust)和喬伊斯(Joyce)以來,寫現代小說就不能這麼寫了。公平起見,我現在必須說,世界上沒有受衆,德國也沒有受衆還接受詹姆斯·喬伊斯。受衆希望的是荒誕離奇的故事,是人們說的傳奇,裏面有祖父、之後是父親,然後是孫子,一講就是30、40年。現代小說是以比如說幾年前榮獲畢納西文學奬的奧地利作家瓦爾特·卡帕赫(Walter Kappacher.)為代表。他講了一個人的11天,集中講一個人物。而中國小說家卻不這樣,因為這裏的受衆-德國受衆現在也一樣-希望眼前就像在放一部電影,而不是集中描寫單獨一個中國人的心理。
  德國之聲:莫言被批評家-您剛才也談到,他只是提出體制內的批評。有的批評家還指責他說,和共産黨也靠得太近了。
  顧彬:看過"紅高粱"的人就知道,裏面出現了極力對中共加以讚美的人物,這非常令人難堪。不過,先不說這個。莫言的主要問題是,他根本沒有思想。他自己就公開說過,一個作家不需要思想。他只需要描寫。他描寫了他自己痛苦經歷過的50年代的生活以及其它,並採用宏偉壯麗的畫面。但我本人覺得這無聊之至。
  德國之聲:您認為為什麼諾奬委員會會把文學奬授予莫言?
  顧彬:公平而言,必須說,過去一再有根本不應該得這項奬的人得了奬。或者一段時間過去後,我們會說,這些獲獎者也許並沒有特別到應該得這項特別的奬。我想,也許是某種政治正確起了作用。他們想,這一次應該是一個"真正"的中國人才行,而不是比如說優秀得多,具有更多更多代表性的北島,他現在拿的是美國護照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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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德國知名漢學家沃爾夫岡·顧彬撰寫的《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》曾被很多人視為一部權威性著作。今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,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時,他表示莫言使用的是18世紀末的寫作風格:他講的是整個故事,而自普魯斯特和喬伊斯以來,現代小說已經不這麼寫了,同時他認為莫言的主要問題是沒有思想。他認為今年諾獎頒給莫言,也許是某種政治因素起了作用。
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表示,他懷疑顧彬並沒有細緻讀過莫言的作品,他認為莫言的寫作風格沒有停留在18世紀末,反而是廣闊而多樣的。文學手法中有著批判現實主義、現代派,甚至地方戲曲和民間藝術的諸多影響,藝術手法上的誇張與荒誕帶著後現代印記,都遠遠超越顧彬所言的18世紀末的手法。在談及思想方面,他認為莫言當然有思想性,只不過這種思想性不是形而上的概念,而更多是對民族命運的理解。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