週二 7月 11, 2017 9:37 am
[CENTER]有仙則名？伯樂名馬？─「時」的深思[/CENTER]
人生在世，有人辭官歸故里，亦有人漏夜趕科場，人各有志，亦各有歸向。人生如此，亦是如此人生。但儘管如此，卻不是人人能遂其所願，因「懷才不遇」者確是多如恆河沙數。對此，古人便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和解釋：「有仙則名」及「伯樂名馬」，前者重「內」，後者講「外」。或許，有人以此為各走極端，互不相干，但筆者卻以為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。此外，儘管「內外兼備」，仍有「生不逢時」之嘆。因此，了解「時」的重要性，實是至關重要。
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」，作為千古讚揚的名句，自有其精警之處。當中，「山」與「水」均作主體，而「名」與「靈」即主體的名譽，「高」與「深」便是主體的客觀條件。泰山以其為「高」為五嶽之最，鄱陽湖以其「深」為五湖之首。當中，「高」與「深」正是主體成名之因。但劉禹錫卻非如此想。
他以為連繫的關鍵在在「仙」在「龍」。「仙」者，山中之人，德比天高，超凡成仙；「龍」者，動物之靈，呼風喚雨，掌控一方。「仙」與「龍」均是凡人追慕之目標，故但凡「仙」「龍」所在，途人必絡繹不絕，先睹為快，尤有甚者望能沾其仙靈之氣，以求心想事成。在此，「仙」與「龍」實是象徵主體的修養，意指個人修養自能自致其名。
歷史上，多少仙、龍因才而得天下名，終能振翅高飛。三國時，諸葛亮自比管、樂，名聲達於諸侯，八駿之劉表多次傳邀，他尚且婉拒不就，後得劉備「三顧草廬」，終能封侯拜相。由此可見，主觀修養確能使主體名聞遐邇，且自然而然，毋庸主動尋求。總結而言，「成功由內不由外」。
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」，同是古今的金科玉律，但卻與「有仙則名」的解釋不盡相同。伯樂者，相馬之能人；千里馬，馬之駿逸者。古時，消息不通，且民智未開，知馬者寡，能相馬者更是萬中無一，故滄海遺珠實屬多有。唯其如此，人中龍鳳確需伯樂，而後方能得其所哉。故此，一人之名成利就，實待外在因素而成，內在條件亦便淪為次要。
歷史上，多少遺珠因伯樂而得見天日，綻放光芒。春秋戰國，齊相管仲本為公子糾之僕，糾爭位失敗，管仲亦受涉被斬。是時，尚無人知其才能，唯鮑叔牙向小白推薦，並言：「君且欲霸王，非管夷吾不可」，即使小白摒棄前嫌，造就桓公九合諸侯的驕人霸業。由此可知，若無伯樂，雖仙龍亦難有顯名之時，而且輕則不見於世；重則九死而不知其由。此即「成功由外不由內」。
綜合上言，可知持「有仙則名」態度者，均以為「有麝自然香」，只要有「才能」便不怕「懷才不遇」，毋須曲己阿世；「伯樂名馬」者，則以為「際遇」較「才能」重要，故較樂於順應世道，以求伯樂賞識。對此，孔子及孟子均作出高度讚揚。據《論語‧子路》所載：
「子曰：『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』」
對此，《孟子‧萬章下》亦有相似的看法。據《孟子‧萬章下》所載：
「
(
伯夷
)
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，亂則退。……
(
伯夷
)
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……伊尹曰：『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』治亦進，亂亦進。……
(
伊尹
)
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……孟子曰：『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』。」
綜合以上兩言，孔子以為眾人可分作「中行」、「狂」及「狷」三類。當中，「中行」乃最理想的聖人所為，而「狂」及「狷」則為次善之人。「狂」者的特點是奮發進取；「狷」者則能堅守原則，不作不應之事。再據孟子所言，伯夷律己甚嚴，堅守自己的原則，不妥協，不讓步，便正如孔子所指的「狷者有所不為」。伊尹則與伯夷不同，他為了實踐自己的理想，投身仕途，積極進取，正是「狂者進取」的最佳寫照。
縱觀上言，「有仙則名」即如「聖之清者」伯夷般不願曲己阿世，是「有所不為」的「狷者」；「伯樂名馬」則積極奮發，正如「聖之任者」伊尹般，是「進取」的「狂者」。既然如此，可知兩者均有其可持之故及歷史根據，雖各走一端，卻又並行不悖。
另外，筆者以為「有仙則名」者過於高揚「個人才能」，而「伯樂名馬」者則極端強調「客觀際遇」的重要性，此誠如孔子及孟子所指，兩者雖聖尤偏。所謂「金麟豈是池中物，一遇風雲便化龍」，儘管能出眾人之右，且舉世知名，但貴如「金麟」仍需「風雲際會」之「時」，方能變化成龍。同樣，天下無事之時，名馬只能待於馬廐，仙龍亦只能歸隱山林，這絕非「懷才不遇」之時，卻是「時不予我」之日。回顧歷史，不少「仙」「龍」雖有展翅之能，卻處於不利之時；名馬雖有伯樂賞識，卻不遇征戰之機。《漢書‧李廣將軍傳》載：
「
(
李廣
)
以良家子從軍擊胡，用善騎射，殺首虜多，為漢中郎。……嘗從行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，而文帝曰：『惜乎，子不遇時！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』」
李廣少時以騎射聞名，亦因此能從軍擊胡。及後，他因能「衝陷折關及格猛獸」，又為文帝賞識。至此，李廣可謂得遇明君，名成利就。但文帝卻又為之嘆息，以其「生不逢時」。
的確，李廣生於文景之時，干戈未息，外有匈奴為禍，內有諸王作亂，但漢室為養精蓄銳，故對外多行「和親」之策，少啟戰端；對內則按捺不發，不作征伐之舉。整體而言，「漢初六十年」不失為穩定、和平之世，因此軍事不用，文教大興。反之，高帝正值秦末之時，群雄並起，積極修備武事。及後，楚漢相爭更關乎政權誰屬，而高帝正因得三傑而勝。當中，貴為主帥的韓信更是功不可沒。由此可見，高祖之時依仗武力，自然更適合以騎射聞名的李廣，亦無怪文帝為之而嘆。總結而言，李廣正因「生不逢時」而空有驚世之才、伯樂之助。
其實，對於「時」的重要性，孟子亦曾詳述，更盛讚孔子為「聖之時者」。據《孟子‧萬章下》所載：
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，譬則巧也；聖，譬則力也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爾力也；其中，非爾力也。」
正如上言，伯夷即「有所不為」的「聖之清者」；伊尹乃「進取」的「聖之任者」，但兩者又各有所偏，未臻至境。對此，孟子特意提出「時」的觀念，以為孔子能集大成，其偉大處即在「時」，故為「聖之時者」。
據孟子所言，可知「時」即集伊尹、伯夷及柳下惠之大成的表現，既可「任」，亦可「清」，又可「和」，絕不偏執一端，而又無可無不可。觀乎孔子一生，其志向遠大，望能得君行道，故半生顛簸，以求為世所用，此即伊尹之「任」。孔子亦嘗入朝為官，且政績斐然，此既為君主所賞識，亦招徠不少攻擊，但孔子仍能依道而行，處之泰然，不驕不餒，此正如「不以三公易其介」的柳下惠之「和」。最後，孔子勞碌半生，但現實清況讓其清楚意識到「道之不行」，已成定局，他又不願曲己阿世，奉迎在上位者，故又隱居山林，以作英材，望能「覺民行道」，如此氣節即如伯夷之「清」。
綜合上言，孔子因己志向，故能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，但又能不卑不亢，不輕易改變原則，委屈求全。最後，又能知所進退，絕不強求，故又另尋他法，以貫徹本意。由此可見，孔子身兼「任」、「清」、「和」的特質，且既能靈活變通，而又堅守原則，應「任」則「任」，應「清」則「清」，應「和」則「和」，達到「中庸之道」的至境，因「時」而行的「時中之道」。
對此，孟子便以「射」作喻，指出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能用「力」貫徹己道，故能成就「任」、「清」、「和」之境，但這只是因「力」而成，雖「聖」亦難免偏頗一端，而不能「中」於靶心。但孔子卻不然，他能因「時」而行，故可隨時皆「中」。如此技術實非「力」所能至，實須「巧」「力」互濟，對事情、環境之始末有全面、具條理的見解，方能成事。「智」「聖」合一，方是時中之道。
綜合上言，可知「時」正如文帝之言，有「時機」、「機緣」之意，此即客觀環境及其需要的項目。但世上絕無穩定、恆常、萬古不易的「時」，成仙為龍或幸遇伯樂或能讓你如李廣、諸葛亮般「名成利就」「懷才得遇」，但卻不是「生當其時」的保證。但觀乎孔子之行及孟子之言，又可知「時」實不獨指客觀因素而已，主觀的選擇也是「時」的表現，而且當人能配合客觀因素，從而調整主觀的選擇，即能因「時」而行，達「時中」之境，此之謂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」，亦即「通天人，合內外」之意。由此可知，人生難保「生不逢時」，但與其徒嘆奈何，不如「適時而行」，此又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之意。
人生在世，有人辭官歸故里，亦有人漏夜趕科場，人各有志，亦各有歸向。人生如此，亦是如此人生。但儘管如此，卻不是人人能遂其所願，因「懷才不遇」者確是多如恆河沙數。對此，古人便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和解釋：「有仙則名」及「伯樂名馬」，前者重「內」，後者講「外」。或許，有人以此為各走極端，互不相干，但筆者卻以為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。此外，儘管「內外兼備」，仍有「生不逢時」之嘆。因此，了解「時」的重要性，實是至關重要。
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」，作為千古讚揚的名句，自有其精警之處。當中，「山」與「水」均作主體，而「名」與「靈」即主體的名譽，「高」與「深」便是主體的客觀條件。泰山以其為「高」為五嶽之最，鄱陽湖以其「深」為五湖之首。當中，「高」與「深」正是主體成名之因。但劉禹錫卻非如此想。
他以為連繫的關鍵在在「仙」在「龍」。「仙」者，山中之人，德比天高，超凡成仙；「龍」者，動物之靈，呼風喚雨，掌控一方。「仙」與「龍」均是凡人追慕之目標，故但凡「仙」「龍」所在，途人必絡繹不絕，先睹為快，尤有甚者望能沾其仙靈之氣，以求心想事成。在此，「仙」與「龍」實是象徵主體的修養，意指個人修養自能自致其名。
歷史上，多少仙、龍因才而得天下名，終能振翅高飛。三國時，諸葛亮自比管、樂，名聲達於諸侯，八駿之劉表多次傳邀，他尚且婉拒不就，後得劉備「三顧草廬」，終能封侯拜相。由此可見，主觀修養確能使主體名聞遐邇，且自然而然，毋庸主動尋求。總結而言，「成功由內不由外」。
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」，同是古今的金科玉律，但卻與「有仙則名」的解釋不盡相同。伯樂者，相馬之能人；千里馬，馬之駿逸者。古時，消息不通，且民智未開，知馬者寡，能相馬者更是萬中無一，故滄海遺珠實屬多有。唯其如此，人中龍鳳確需伯樂，而後方能得其所哉。故此，一人之名成利就，實待外在因素而成，內在條件亦便淪為次要。
歷史上，多少遺珠因伯樂而得見天日，綻放光芒。春秋戰國，齊相管仲本為公子糾之僕，糾爭位失敗，管仲亦受涉被斬。是時，尚無人知其才能，唯鮑叔牙向小白推薦，並言：「君且欲霸王，非管夷吾不可」，即使小白摒棄前嫌，造就桓公九合諸侯的驕人霸業。由此可知，若無伯樂，雖仙龍亦難有顯名之時，而且輕則不見於世；重則九死而不知其由。此即「成功由外不由內」。
綜合上言，可知持「有仙則名」態度者，均以為「有麝自然香」，只要有「才能」便不怕「懷才不遇」，毋須曲己阿世；「伯樂名馬」者，則以為「際遇」較「才能」重要，故較樂於順應世道，以求伯樂賞識。對此，孔子及孟子均作出高度讚揚。據《論語‧子路》所載：
「子曰：『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』」
對此，《孟子‧萬章下》亦有相似的看法。據《孟子‧萬章下》所載：
「
(
伯夷
)
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，亂則退。……
(
伯夷
)
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……伊尹曰：『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』治亦進，亂亦進。……
(
伊尹
)
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……孟子曰：『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』。」
綜合以上兩言，孔子以為眾人可分作「中行」、「狂」及「狷」三類。當中，「中行」乃最理想的聖人所為，而「狂」及「狷」則為次善之人。「狂」者的特點是奮發進取；「狷」者則能堅守原則，不作不應之事。再據孟子所言，伯夷律己甚嚴，堅守自己的原則，不妥協，不讓步，便正如孔子所指的「狷者有所不為」。伊尹則與伯夷不同，他為了實踐自己的理想，投身仕途，積極進取，正是「狂者進取」的最佳寫照。
縱觀上言，「有仙則名」即如「聖之清者」伯夷般不願曲己阿世，是「有所不為」的「狷者」；「伯樂名馬」則積極奮發，正如「聖之任者」伊尹般，是「進取」的「狂者」。既然如此，可知兩者均有其可持之故及歷史根據，雖各走一端，卻又並行不悖。
另外，筆者以為「有仙則名」者過於高揚「個人才能」，而「伯樂名馬」者則極端強調「客觀際遇」的重要性，此誠如孔子及孟子所指，兩者雖聖尤偏。所謂「金麟豈是池中物，一遇風雲便化龍」，儘管能出眾人之右，且舉世知名，但貴如「金麟」仍需「風雲際會」之「時」，方能變化成龍。同樣，天下無事之時，名馬只能待於馬廐，仙龍亦只能歸隱山林，這絕非「懷才不遇」之時，卻是「時不予我」之日。回顧歷史，不少「仙」「龍」雖有展翅之能，卻處於不利之時；名馬雖有伯樂賞識，卻不遇征戰之機。《漢書‧李廣將軍傳》載：
「
(
李廣
)
以良家子從軍擊胡，用善騎射，殺首虜多，為漢中郎。……嘗從行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，而文帝曰：『惜乎，子不遇時！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』」
李廣少時以騎射聞名，亦因此能從軍擊胡。及後，他因能「衝陷折關及格猛獸」，又為文帝賞識。至此，李廣可謂得遇明君，名成利就。但文帝卻又為之嘆息，以其「生不逢時」。
的確，李廣生於文景之時，干戈未息，外有匈奴為禍，內有諸王作亂，但漢室為養精蓄銳，故對外多行「和親」之策，少啟戰端；對內則按捺不發，不作征伐之舉。整體而言，「漢初六十年」不失為穩定、和平之世，因此軍事不用，文教大興。反之，高帝正值秦末之時，群雄並起，積極修備武事。及後，楚漢相爭更關乎政權誰屬，而高帝正因得三傑而勝。當中，貴為主帥的韓信更是功不可沒。由此可見，高祖之時依仗武力，自然更適合以騎射聞名的李廣，亦無怪文帝為之而嘆。總結而言，李廣正因「生不逢時」而空有驚世之才、伯樂之助。
其實，對於「時」的重要性，孟子亦曾詳述，更盛讚孔子為「聖之時者」。據《孟子‧萬章下》所載：
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，譬則巧也；聖，譬則力也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爾力也；其中，非爾力也。」
正如上言，伯夷即「有所不為」的「聖之清者」；伊尹乃「進取」的「聖之任者」，但兩者又各有所偏，未臻至境。對此，孟子特意提出「時」的觀念，以為孔子能集大成，其偉大處即在「時」，故為「聖之時者」。
據孟子所言，可知「時」即集伊尹、伯夷及柳下惠之大成的表現，既可「任」，亦可「清」，又可「和」，絕不偏執一端，而又無可無不可。觀乎孔子一生，其志向遠大，望能得君行道，故半生顛簸，以求為世所用，此即伊尹之「任」。孔子亦嘗入朝為官，且政績斐然，此既為君主所賞識，亦招徠不少攻擊，但孔子仍能依道而行，處之泰然，不驕不餒，此正如「不以三公易其介」的柳下惠之「和」。最後，孔子勞碌半生，但現實清況讓其清楚意識到「道之不行」，已成定局，他又不願曲己阿世，奉迎在上位者，故又隱居山林，以作英材，望能「覺民行道」，如此氣節即如伯夷之「清」。
綜合上言，孔子因己志向，故能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，但又能不卑不亢，不輕易改變原則，委屈求全。最後，又能知所進退，絕不強求，故又另尋他法，以貫徹本意。由此可見，孔子身兼「任」、「清」、「和」的特質，且既能靈活變通，而又堅守原則，應「任」則「任」，應「清」則「清」，應「和」則「和」，達到「中庸之道」的至境，因「時」而行的「時中之道」。
對此，孟子便以「射」作喻，指出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能用「力」貫徹己道，故能成就「任」、「清」、「和」之境，但這只是因「力」而成，雖「聖」亦難免偏頗一端，而不能「中」於靶心。但孔子卻不然，他能因「時」而行，故可隨時皆「中」。如此技術實非「力」所能至，實須「巧」「力」互濟，對事情、環境之始末有全面、具條理的見解，方能成事。「智」「聖」合一，方是時中之道。
綜合上言，可知「時」正如文帝之言，有「時機」、「機緣」之意，此即客觀環境及其需要的項目。但世上絕無穩定、恆常、萬古不易的「時」，成仙為龍或幸遇伯樂或能讓你如李廣、諸葛亮般「名成利就」「懷才得遇」，但卻不是「生當其時」的保證。但觀乎孔子之行及孟子之言，又可知「時」實不獨指客觀因素而已，主觀的選擇也是「時」的表現，而且當人能配合客觀因素，從而調整主觀的選擇，即能因「時」而行，達「時中」之境，此之謂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」，亦即「通天人，合內外」之意。由此可知，人生難保「生不逢時」，但與其徒嘆奈何，不如「適時而行」，此又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之意。